2020年1月22日，一个我们至今不知道名字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零号病人的华人抵达加拿大，3天后，他成为加拿大第一个被通报的新冠病人。

由此，加国抗疫的大幕被拉开，在随后的一年中，我们对病毒的认识、对生命的思考不断被刷新。

我们对第一个病例仅有的了解是，他是一名来自安大略省列治文山的五十多岁男子，曾返回武汉过年。过年回国去见家人和朋友，这是很多华人移民每年都会做的事，但是这一次，他赶上了全球瘟疫大流行。

那时候，虽然全世界已经对新冠保持警觉，但还没有一个国家说要停止旅行，我们都低估了病毒的速度和传染性。不知不觉间，它的脚步走遍了全球，走进了加拿大每一个省份。

回首看一年前写的文章，不由地笑自己当初的“大惊小怪”，当时个位数的新增确诊都如临大敌，当成性命攸关的大事去报道。后面发展到几十例新增，以为天都要塌了。

要是当初能预料到，BC省一年后日增500+，甚至一度快要破千，估计就能淡定点了吧。

可谁又能想到，一个小小的病毒，折磨了全世界一整年，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，我们的生活到底何时能恢复如常？

BC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日发布了新的疫情地图，其中包含了2020年一整年的累计确诊病例地图。

不出意外，素里以16109例成为去年一年大温疫情最严重的城市。是第二名温哥华8213例的2倍，是列治文1531例的10倍！

这么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“地图炮”，是针对，是歧视，但数据实实在在摆出来了，不知道要怎样说才能更委婉？

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，素里人口有33％印度裔，阿伯茨福德为25％，三角洲为20％。仅这三个社区的印度人，就占全省南亚裔的61％。

虽然BC省卫生官员邦妮·亨利博士再三提醒省民，COVID-19病毒感染不分种族。

但是在大温哥华地区（特别是在菲沙健康局辖区），该病毒对一个特定群体——南亚裔的影响更大。

亨利承认，“南亚裔社区，尤其是在菲沙健康局辖区，病毒已经传播很广泛了。”

按人口计算，素里人口最多，这里也是许多一线工人以及在大型机构工作的人的家园，这增加了他们感染该病毒的风险。

亨利还讨论了“文化原因”，例如多代家庭住在一起，以及“对他们来说社区聚在一起非常重要”。

“我认识许多来自南亚社区的同事和朋友。例如，他们有两三百个直系亲属都是正常的，而且很重要，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”她说。

“不幸的是，病毒可以利用这些东西。病毒可不认识我们是谁，但它知道当我们在室内拥挤的情况下，它就可以传播出去。”

“印裔社区新冠传播更广泛、速度更快，”“BC省现在疫情数字飙升这么快，印裔社区功不可没，”这些话别人说就是种族歧视，但他们自己说，就变成“诉苦+推锅”二重奏了。

一些印度裔学者开始研究新冠传播在某些族群里特别快的问题。不过他们研究的，不是如何适应疫情的特殊性，改变自己的文化、生活习惯，他们把锅推到了政府甚至整个社会系统身上。

加拿大数学模型和程序科学研究主席Sharmistha Mishra博士在BC省举行的“有关平等与流行病”的演讲中分享她的发现说，所有疾病在某些人群中的传播比其他人群更多，因此流行病学家的工作就是找出受影响最大的人群，并从那里开始着手工作。

Mishra博士的研究数据表明，感染COVID-19风险最高的人包括基本工人和低薪工人，生活在多代或拥挤房屋中的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人。她说，病毒可能会蔓延到其他人群，但减少高危人群的数量将减少总体传播。

专家的建议主要是基于行业加强防疫措施，也包括基于社区，尤其是高风险社区，找出最适合的策略。

实际上，温哥华地区已经成立了“南亚社区防疫工作组”。该组负责人比Birinder Narang博士说，以社区为基础且采取文化适应的方法，极大地减缓了菲沙地区的新冠病毒传播。

例如素里市居住着许多世代相传的工薪阶层。但在过去的几周里，该市的传播水平急剧下降。因为工作组在一起研究社区中案件增加的情况后，成员们以多种语言发布相关的注意事项，同时收集该地区人们面临问题的信息。

Narang博士说：“我们知道大多数人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防疫，但是有一些系统性和社会性因素使一些人遇到困难。”

所以，列治文疫情控制得也好，都是因为华人命硬？华人不需要自由？华人没有家人朋友？华人不喜欢聚会，就喜欢在家呆着？华人格外喜欢戴口罩？

命苦怪政府，点背怪社会，真是推得一手好锅。